| 我们先看几个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有关精神疾病发病率的。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部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精神病的发病率已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0.32％上升到现在的1.55％，发病率20多年中翻了近5倍。而患者的数量，在城市工作者多于农村，文化程度高者多于文化程度低者。 第二组数据是有关自杀率的。中国自杀率偏高，约为每年23人/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论文，自杀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中最为常见的死因；中国妇女的自杀率超过男性达25%。在有确切自杀率统计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显著超过男性的国家。农村人口中的自杀率为城市的三倍。 第三组数据是有关离婚率的。中国离婚率连续八年递增。在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中，北京的离婚率为39%，上海的离婚率为38%，深圳的离婚率为36.25%，广州的离婚率为35%，厦门的离婚率为34.9%。 以上的数据似乎缺少了一些联系。但是社会心理学家威洛拜二十世纪中叶考察了当时西方的社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他认为在社会病理学范畴中，三类事件持续增加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对焦虑的反应，也就是自杀、功能性的精神失常和离婚。从他的观念出发，以上三组数据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焦虑状态。必须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三类事件发生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偏低的，所以威洛拜教授曾有“焦虑是西方文明最耀眼的心理特质”的著名论断。但是不断增高的数据也说明我国国民的焦虑感是在上升的，这也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焦虑感的上升是因为我国经济水平快速提高和民主体制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人们多方面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增加了物质上的欲望，不能满足物质的欲望就会给人们带来许多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民主体制的改善使人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和婚姻中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权利，然而自由也会常常带给一些人选择上的困惑和不确定感。当然，快速发展的社会也会冲击人们以往的社会价值观，当一部分价值观存在冲突的人们会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产生无助感和孤独感，这样也会加重焦虑的内心体验。 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在享受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也会接受着焦虑对我们内心的侵扰。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焦虑的体验。一方面，我们要学会一些处理焦虑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学习整合内心的冲突，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去寻找更高的人生意义。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是双重的存在物，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但是人性的本质不在于感性欲望，而在于理性存在。因此，人的至善，将德行和幸福和谐起来，不仅是必然的，而是可能的。理性是以积极的、可接受的、按照逻辑思维运作的特点与感性所区分。所以，在如此焦虑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内心强大，而强大的内心应该是由理性的意志充满自我的空间。 周朝昀 |
